山东一位律师到银行提取4万元现金，竟被柜员连连追问：这钱从哪来的？准备用在什么地方？甚至连一个月前的流水记录都要逐条核对。按照国家规定，取款超过5万元才需登记，但到了某些银行，门槛竟被自行降低到了1万元。
更令人咋舌的是湖南一对夫妇的遭遇。丈夫的手机号被运营商判定为“涉诈”，直接停机。想复通？本人得从怀化大老远跑到长沙的营业厅，还得带上一张派出所出具的“无犯罪证明”。他的妻子用自己手机帮忙申诉，结果不到一小时，她的号码竟也被停了。两口子一下子陷入“通讯瘫痪”，工作生活全乱套，一停就是20多天。
取自己的钱，像嫌疑人受审；用个手机，说停就停，复通还得跨越几百公里去开证明——这类让普通百姓哭笑不得的事，近来一桩接一桩冒出来。
听起来像段子，却真实得让人心塞。为了打击诈骗，相关部门确实付出努力，想守住大家的钱袋子。可当这份“保护”过度延伸，就让普通人感到了不便和困扰。
银行和运营商也有一肚子苦水。一旦有账户或号码涉案，经办人员动辄被约谈、追责。重压之下，基层只好“宁可错拦一百，也不错放一个”，把风控责任用最简单粗暴的方式化解。于是，反诈的初心走了样，从“精准防控”滑向“一刀切”，所有用户都被预设成“潜在风险对象”，办业务先得拼命“自证清白”。
反诈技术本该让防控更精准，可粗糙的风控模型却误伤了不少普通人。更让人无语的是，被误伤后的申诉路往往又堵又长。解冻账户、复通号码，流程复杂、证明一堆。
电信诈骗毁了多少家庭，必须重拳出击。但好的初衷，不该成为牺牲普通人便利与权利的理由。怎么破局？首先，政策跟执行不能“各唱各的调”。国家一再强调要保障群众正常金融与通讯服务，基层执行就别再层层加码。其次，风控技术得升级，模型要更聪明，别总“误伤自己人”。
最关键的是：必须打通一条顺畅、便捷的申诉通道。一旦被误伤，应建立顺畅的线上申诉渠道，力争实现“一个电话、一次在线申请即可触发快速复核机制”，对于明确属于误伤的情况，应做到立即解封，而不是让人跑断腿、磨破嘴，只为证明“我是我”。
反诈的重拳，应该狠狠砸向诈骗分子，而不是误伤普通人。别让善意的保护，成了日常的烦恼。如何在守住钱袋子和护住平常日子之间找到平衡，考验的是管理者的智慧与担当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