建德市乾潭镇，50岁的陈芳独自居住在一幢3层楼的自建房里。这个月初，她给本报法姐姐寄来一封求助信——她一直在寻找一个答案：丈夫包某与第三者吴玲育有一名私生子，派出所组织的亲子鉴定结果得到了证实，和吴玲经常以夫妻相称，怎么还不能算作重婚？
1998年，陈芳通过亲戚介绍，从外村嫁到了乾潭。1999年，和包某育有一子。据记者向男女双方了解，两人都承认三观不合经常吵架。陈芳说，她也想过离婚，但看到儿子，心又软了下来。
陈芳说，2017年的一天，村里有了要拆迁的传言，包某提出让一名小孩落户到他们家的户口本上。“当时我问他，哪里来的小孩？他是谁？”面对陈芳的疑问，包某含糊其辞。也是在这一年，陈芳知道了孩子是包某和当地另一个镇上的一名女子吴玲所生。
双方感情裂痕越来越大，2023年3月，陈芳向建德市人民法院起诉离婚，同年4月开庭。后因拿不到自己想要的补偿，陈芳选择了撤诉。
2023年7月，陈芳向当地的乾潭派出所报案，想以丈夫涉嫌重婚罪启动公诉程序。当月21日，陈芳收到派出所立案告知书：“陈芳被重婚一案符合刑事立案标准，并对该案立案侦查。”8月15日，亲子鉴定结果显示，那名不满10岁的孩子确为包某和吴玲所生。但是11月17日，派出所以“经查实，包某没有重婚的犯罪事实”为由撤案处理。
陈芳告诉记者，她向派出所递交了大量证据，包括自己的结婚证、邻居证人证言以及吴玲和其亲友拍摄的视频。视频中记录了包某和吴玲一家人日常生活的画面。其中一段视频拍自2021年8月，包某带着吴玲、孩子和家人一起去梅城游玩；一段视频拍自2023年春节，包某、吴玲和家人们一起围着年夜饭举杯敬酒，庆祝团圆……“他们关系这么亲密，亲戚朋友都知道包某没有离婚，并和吴玲一起生活、有孩子，为何还不能告他重婚？”陈芳无法理解。
记者在建德乾潭派出所采访时，相关负责人告诉记者，民警对陈芳家周围居民进行过调查，并做过笔录，调查中周边居民表示，包某有妻子，是陈芳。民警也曾去吴玲家中走访，她的婚姻状况为离婚单身，和父母一起生活。至于和包某所生的孩子，是她自己一人照顾。民警还向孩子学校询问过此事，但都没有找到有力证据。
记者与包某联系时，他的态度是：“我确实犯了错，愿意为这个错误付出代价。但我对孩子是有探视权的，偶尔过去看一下他们也很正常。”同时，包某否认自己和吴玲共同居住生活。
记者在陈芳提供的材料中，看到有包某、吴玲、孩子三人的全家福，以及孩子承认是包某接他放学的视频。记者在走访时，一名50岁的邻居告诉记者，曾经在小镇上多次看到包某带着一名不满10岁的孩子逛超市，孩子不断喊包某爸爸，要买零食吃。显然在警方看来这些证据都还不够。
（文中当事人均为化名）
【值班总编手记】
重婚罪认定难，希望不要这么难
怎样算重婚？记者咨询了多名律师。浙江省法学会婚姻法学研究会会长柯直告诉记者，重婚罪有两条诉讼途径：一是自诉，二是公诉。认定重婚在司法实践中有一定难度。他曾经到台州市各区县法院做过调查，根据能查询到的档案，被认定为重婚的，不足20起。记者通过中国裁判文书网，以重婚罪作为关键词搜索发现，浙江省近20年来在判决中提到重婚罪的案件，只有300余起。从自诉来讲，需要由当事人提供充分的证据，然后向法院提起自诉。公诉案件的证据收集主要由公安机关负责。
哪些证据可以让当事人被认定有重婚行为呢？第一种情况是，比方说，一名男子既在杭州登记婚姻，又在成都登记，有明确的、法律意义上的双重婚姻关系，可以被认定为重婚；第二种情况，一名男子结婚后，又与其他女子举办婚礼、大办酒席宴请亲朋好友，这类视频照片或者证人证言，也可以作为认定重婚罪的直接证据；第三种情况，如果有重婚者或者第三者自认重婚的证据，如悔过书、文字聊天记录等，当然也是非常有力的。
但是实践中，除了第一种情况比较容易认定外（但这种情况极少），重婚罪的认定依然很难。浙江世元律师事务所律师华文龙表示，重婚罪的客观方面表现为以夫妻名义共同生活，达到事实婚姻状态。而这需要大量包括证人证言等在内的直接和间接证据来相互印证。但在现实中，出于种种原因，取到具有足够证明力的证据很难，而且，鉴于需要公开身份，相关证人往往不愿意站出来说话。取证难，难以形成完整的证据链，这也是重婚罪很难被最终认定的主要原因。
人们唾弃小三，重婚显然比小三性质更为恶劣。所以对重婚不仅仅可以在道德层面予以谴责，从法律层面上，还可以追究相关人的刑事责任。但从现实情况来看，被重婚的往往是在家庭地位和经济上处于劣势的妇女，是弱势群体。收集证据对她们来说困难重重，很多被重婚者发现用自己的力量来收集证据向法院自诉希望渺茫，所以转向通过报案走公诉的途径，让强力部门来介入，为自己、为社会伸张正义。
一般来说，涉嫌重婚者不是有钱就是有势，面对收集证据难，强力部门的态度就是这个社会面对丑恶的态度。我们是流程走到位、程序不遗漏就收兵，还是咬定青山、穷尽手段不罢休，是我们回应民之所唤的态度。
来源：浙江法治报
